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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创新、流创新、源创新·重新定义春秋创新之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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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笔者说:

  作为后来者,当我们打开《春秋》这本书之时,当我们走进春秋这段历史之时,我们这些“游客”最想看到什么呢?虽然答案因人而异且千变万化,但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最先想到又最想看到的,即:我们和我们身上的文化是怎么一点一滴演变出来的。所以,今天我们把视角放到“创新”二字上,去探一探究竟。

件,一是始创新,即:认同并实践有关自然规律的新发现;二是流创新,即:本身存在且努力提高自己在价值链中的作用;三是源创新,即:有自己的信念坚持并产生了一定的破坏性作用。有这样的人物么?有的,那就是今天的男主角--宋襄公。

  宋襄公是何许人?毛泽东评价他是“蠢猪式的仁义道德”,春秋公羊传说他是“欲行霸业,守正履信”,而《春秋》是褒扬襄公的,也是借事明义,说明后世若有王者起,当有襄公之德,杀一不辜而得天下,不为也。“不以胜败论英雄”,在宋襄公身上体现的虽是“个人创新之殇”,但却重新定义并谱写了一曲春秋时代的创新之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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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始创新:“尊王攘夷”的继承者。

  西方学者在评论现代中国的文化向心力时,有过一种惊叹,那就是中国文化拥有远超常人想象力的包容力,但又不骄不躁、温润如玉且没有极端暴力的侵犯性,好像人们天然拥有居于天下之中的自信心。那么,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习惯来自于哪里呢?大约在齐桓公倡导的“尊王攘夷”思想中有些影子,而这就是一种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始创新。

  始创新是一种有关自然规律的新发现,包括新科学理论、新产品及新科技等。春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,提出了“救患、分灾、讨罪,礼也”的行为要求,进而演变成齐桓公称霸时所倡导的“尊王攘夷”思想,这便是一种我们民族的始创新,大约也是之后“天下之中”意识的开端。

  回到宋襄公身上,他能作为证据来证明“尊王攘夷”这个“始创新”的真实性么?答案是“是的”。

  一是他从这种创新中获得了热情,敢想他人不敢想的事。鲁僖公八年父亲宋桓公生病,作为权力的继承者,他能以国相让于兄弟子鱼;鲁僖公九年,因为兄弟子鱼仁厚,他便将国政托付给他而没有二心;之后,宋国大治,他便一头扎进了自己的理想之中。

  二是他从这种创新中学会了不墨守成规,能向传统智慧挑战。鲁僖公九年,父亲下葬,宋襄公便会见诸侯,以对国家的孝来表达对父亲的孝;鲁僖公十八年,在齐桓公去世后,宋襄公联合诸侯平定五公子之乱,安定齐国、稳定中原;之后,宋国虽弱小,却没挡住他以继承齐桓公之志为目标而努力。

  三是他从这种创新中获得了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说服他人的能力。鲁僖公十八年,宋国是小国,宋襄公实力不强,但他在齐国需要帮助的时候,毅然站了出来去领导诸侯;鲁僖公二十二年,楚国是大国,宋襄公被俘回国后却仍要“堂堂正正”对抗楚军,直到受伤身亡;之后,留下的是“我虽是殷商亡国的后代,也不进攻还没摆好阵势的敌人”的壮语。

件,一是后来者有没有坚定的信仰它,二是它为后来者创造了利益没有。从现代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来看,答案是肯定的,一是华夏子孙认为自己就是天下之中,这种文化自信已经深入骨髓;二是近现代中国虽经历巨大痛苦,但是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民族智慧复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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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流创新:“诸侯争霸”的妄想者。

  因为现代中国人有服从领导的文化,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及模仿能力,却并不习惯向传统智慧挑战,所以很多欧美学者都认为中国人缺少创新能力。那么实情是这样的么?当然不是了,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们应该还在“茹毛饮血”呢!春秋时期中原文明的范式是一种紧密分工又紧密联系的执政组合(有兴趣的,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“春秋的演变”一文),在这个由诸侯组成的执政机器之中,每一个诸侯都是这个价值链的其中一个环节,所以像诸侯争霸、互补互助这样的流创新行为是一直存在的。

  流创新是“开源节流”一词中“节流”的延伸,不仅指减少开支或成本,也包括所有能改善现有理念价值的活动。持续革新从而获取新的生命力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,而其中一个起源便是我们在内部价值链上的不断创新与发展。这种稳定而连续性强的创新模式在春秋诸侯身上也有体现,比如:联姻、结盟、救助、吞并等等。

  回到宋襄公身上,他的很多行为算是“流创新行为”么?答案是“是的”。

  一是他是中原诸侯这个价值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。鲁僖公八年到鲁僖公二十三年,在齐桓公末期和晋文公早期之间的这段时间里,宋襄公成为了中原诸侯这个价值链里面的重要推动环节,而价值链正是流创新的重点。更为重要的证据是,宋襄公追逐“尊王攘夷”也好,稳定齐国也好,威服东夷也罢,他和宋国得利其实最小,“为他人做嫁衣而自己没有得利”其实就是一种价值链中的流创新行为。

  二是他安定齐国和对抗楚国的过程塑造了晋文公称霸。流创新的外在表现是竞争力增强,反观宋襄公的行为,齐国安定他没得利,与楚国开展他身负重伤,这都证明了宋国竞争力没增强,那么这个好处谁得到了呢?是晋文公。晋文公从宋襄公身上得到了竞争力的提升,一是他了解到齐国衰退而晋国称霸时机已到,二是齐桓公的文战争霸思路已经行不通了,只有武力服楚才行(所以才有后来两次晋楚大战)。

  三是宋襄公和宋国争霸都是昙花一现,时间非常短。时间短为什么成为宋襄公流创新的证据呢?因为一个诸侯要通过不断的会盟、平乱、调和来维持自己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是一种成本非常大的方式方法。换句话说,对于宋国这样国力弱小的小国而言,这种方式不仅会增加创新的成本,而且会进一步加重宋国的衰弱。所以,宋襄公想学齐桓公通过争霸来推动流创新的发展是一种自残、自灭之路,即:创新之殇。

  宋国虽治却仍国小民弱,但宋襄公仍是想去争霸诸侯,这不矛盾么?如果脱离整体去单独看宋襄公和他的行为,那么他就是一个做白日梦的小国昏君而已;但是,如果把宋襄公的行为放到春秋诸侯的群体中去,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:宋襄公是推动当时整个春秋价值链的流创新者,如果没有他也就没有晋文公进一步武力称霸的行为了!所以,华夏族的文化从来不轻视任何一个“普通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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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源创新:“外王内霸”的始创者。

  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,但中国把火药应用在烟花、鞭炮、传统军火上。而西方国家将其用于开山、建铁路来支持工业革命,用于制造先进军火来加强军队战斗能力,所以西方从火药发明中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中国,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印刷术等发明上。始创者不一定能得到好处,反而是后来者可以从启迪中得到利益,中国人的“外王内霸”思维就是这样的源创新。

  源创新是“开源节流”中“开源”一词的延伸,寓意全新的开始,从无至有,即:通过一种新的理念来推动对人们日常生活或工作有新价值的活动。源创新很有趣,它的特点不是获利而是破坏。从夏商周到汉唐、明清,末代国君的破坏行为从来没有停止过,但奇特的是新的生命总是从中诞生出来。宋襄公争盟主、抗楚国的结果是为晋文公提供了“外王内霸”的启迪,从此之后“外加仁义,内行霸术”成为历代中国领导人的集体智慧。

  回到宋襄公身上,“蠢猪式的仁义道德”是不是推动“外王内霸”这个源创新的原因呢?答案是“是的”。

  一是宋国弱小且实力不足,而宋襄公却希望成为盟主。鲁僖公十九年,宋国人拘捕滕国国君滕宣公、让邾文公杀死子、围攻曹国,三件事情从“破坏性”上来说都很是符合标准,那么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源创新行为呢?答案就是这些行为都是宋襄公为追求“宋国霸业”这个新价值而来的,所以它符合了破坏现有平衡的特点。

  二是宋襄公会盟被俘仍不知悔改,攻郑抗楚却又讲求仁义。鲁僖公二十一年春,宋国人和诸侯举行鹿上之盟,要求归附楚国的诸侯奉自己为盟主,楚人答应了。公子目夷(即司马子鱼)说:“小国争当盟主,灾祸啊。宋恐怕会亡国!如果战败了而不亡,那就是幸运了。”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初一,宋襄公和楚军在泓水边交战。宋襄公要求宋军不鼓不成列则不进攻,故宋国军败。

  敌人“不鼓不成列”则不进攻他们,这种“蠢猪式战法”正是宋襄公所坚信的“大仁大义”。不论是会盟被俘还是战争被伤,宋襄公的新价值给宋国带来的破坏性都是显而易见的。就像汽车的诞生使人建立“汽车是一种比马车更方便的交通工具”的新理念而破坏马车的市场一样,宋襄公的“不鼓不成列”的新理念正是破坏“王道周礼”的那一根稻草。换句话说,这种既要仁义又要争霸的新价值最终塑造了中国人灵活、务实的性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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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重新定义春秋创新之旅

件尚不齐全。比如:“外王内霸模式比周礼王道模式更有利于凝聚国力”,这一理念在春秋时期肯定是没有价值的!因为当时还没有遇到必须“凝聚国力”的事情,直到后来诸侯各国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,需要调动的资源越来越复杂,才真正形成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都推行的“外王内霸”政策的生态系统。

  之所以本文要用宋襄公这个“悲情炮灰”来当男主角,因为正是他引导了更多的参与者进入了这个“外王内霸”的生态系统。之后,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参与,这个生态系统越完整,越多人可以感受到新理念的价值,这又会引导更多参与者进入,这个系统便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,变得越来越强大,直到形成“大一统”的中国雏形。

  春秋的创新之旅就像是一个“无限循环”,先是“尊王攘夷”的始创新,然后是“诸侯争霸”的流创新,最后是“外王内霸”的源创新,直到“中国”这个生态系统的形成。然后又演变成“天下之中”的始创新、“内部革新”的流创新、“灵活变通”的源创新,最后就是诞生现代中国的许多文化理念。“创新”这粒种子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发展壮大起来了,生生不息、永无休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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